采血室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感觉微微不适，此时手机在我膝盖上振动了第三十六次。屏幕上显示着“蒋总”的名字。护士端着水走过来，关心地问我脸色为何如此苍白，我说没事，心里明白，献血确实让人疲惫，不过和手机的频繁震动无关。二十天前，我在这间采血室里为蒋总的儿子献了血，那时他也说了许多客气的话。然而，我的请假却被视为事假，奖金因此被削减了一半。如今，他的孩子再次住进监护室，蒋总打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我没有接听。我并不是在发脾气，而是想弄清楚：这种社会中，做好事反而像欠了债，究竟是为什么？

那天下午的阳光刺眼。办公室的空调坏了，吹出的风带着灰尘的味道。我正在整理供应商的合同时，曹姐靠近我，语气低沉地说：“小苏，蒋总让你过去一趟。”她的表情略显奇怪，似乎有话想说却又悄悄咽了回去。听完后，我回应了一声，将文件放好。蒋总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窗外是开阔的广场。我敲门进入，他正打电话，看到我进来，示意我坐下。电话内容都是工作事务，结束后，他面带笑意，热络地说道：“小苏，坐，不用拘束。”他指着桌上那本蓝色封面的病历，“我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。”

我心里隐约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。他讲到他的儿子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，需要提前准备血液。蒋总还告诉我，经过公司的体检记录，全公司就我一个人的血型适合。听到这，我愣住了。我知道自己是稀有的熊猫血型，社会上很少有人拥有。几年前，因父亲大出血急需血型相符的献血者，陌生人的心意才救了他一命。自那以后，我每年都会去献血，以此来传承那份恩情。 球友会

“苏？小苏？”蒋总的喊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。我意识到自己沉默了太久，而他脸上的笑容也开始僵硬。最终，我回答说可以，孩子要紧，随时可以配合。听到我的答复，蒋总的笑容终于松弛下来，并承诺不会影响我的工作。然后，他提醒我不要告诉其他同事，以免引起闲话。听完这些，我走出了办公室，走廊里空调的凉风让我意识到额头的细汗。

回到工作站，手机收到父亲的消息，询问我是否回家吃饭。我简单回应了一下，然后心里却一直想着蒋睿的事情。孩子几岁了？他父亲是否告诉过他发生的事？我始终对蒋总的话心存疑虑，但当时只想着救人，忽略了细节。

三天后，我去做配型检查。清晨六点半，我骑车出小区，街道上还笼罩着静谧的氛围，早餐摊已经开张。 球友会